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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变龙纹

中大文物馆举办《甲辰说龙》特别展览

在世界每个角落,我们都能看到龙的存在。这只神兽既凶猛又带点神秘,千百年来为世世代代提供了无限想象空间。龙年将至,中大文物馆正举办《甲辰说龙》特别展览,透过五十多件馆藏展品,细说龙在中华文化,特别是艺术中的演变与地位。

八千年来,龙的形象遍及中华文化各个层面。「龙」一字于华夏最早的古文字,例如商代甲骨文中已有出现,当时的青铜器、玉石、骨刻等也常见有龙的形象;文物馆副研究员童宇博士认为,这印证龙在早期历史的重要地位。他亦指出,在中国早期文明发源的几大河流,包括辽河、黄河、长江流域,均有龙的身影。龙往往与水相关,出现在先民的祈雨活动中。而从形象上来说,「龙应该是一种复合的动物,它有蛇的形态,又有鳄鱼等特征,是将不同的动物综合于一身的一种神话怪兽。」

文物馆副研究员童宇博士阐述龙的历史

虽然中国历史上很早就确立龙的概念,但其图案较为飘忽,也趋于抽象。东周开始,中外接触 —— 包括战争、贸易等活动渐趋频繁,中原与北方游牧民族有了更多来往,对龙的描绘受到游牧民族影响,参考野兽特征,描绘细致,变得较为写实。当时龙纹不但时见双翼,也常显示出孔武有力,生性凶猛的神态。童博士指向展柜中一个鎏金龙纹带钩,钩身由双龙互相缠绕、撕咬,即体现出这种时代风格。他表示,战国至六朝的带翼龙,与古希腊的狮鹫有许多共通之处,不少学者认为是欧亚大陆文化交流的结果。

随后几个世纪,龙的形象不断变化。唐代晚期内忧外患,陆上丝绸之路开始凋敝,大众转而从身边动物寻找灵感,龙纹产生了新的变化,包括龙鼻更为圆短,额头更宽,表情也更为温和。这些转变或令其更吸引,更受社会各界欢迎。童博士认为,这种变化或与中古时代社会城市化发展息息相关:「市民阶层品味影响到动物纹,比较注重家畜、宠物等特质表现,龙纹也褪去野性,变得更为可爱、怪诞、而富有吉祥寓意。」

元朝开始,朝廷明令禁止皇室以外人士使用龙纹,但实际执行却十分灵活。童博士指出,当时设计师颇懂变通,可改动一些细节:「譬如可将龙的鹿角,改成一个牛角,并称其为『斗牛』;又或者是减少爪的数量,称其为『蟒』,龙的总体形象仍得以保留。」今次展览的重点展品 —— 乾隆时代景德镇御窑厂督陶官唐英为自己所制作的墨彩云龙纹笔筒中题有诗句「掷杖葛陂仙法大,点睛僧壁巧人同」,显然暗示所绘者为神龙,但只要不绘五爪,便被默认允许。

墨彩云龙纹笔筒
唐英(1683–1756)制
胡惠春先生惠赠
馆藏编号:1987.0026

景德镇明清时代为御窑厂所在地,专为宫廷烧造瓷器,闻名中外。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在位期间,其制作的龙纹瓷更能体现盛清时代的皇家气象。其中,康熙应是清代龙纹奠基的一个朝代。童博士说:「康熙年间的龙纹比较世俗化,圆鼻宽额,宛若人面;肢干时而直绷,与婉转扭动的躯体形成对比,雄健而有力,与前朝明显不同。」清朝瓷器的发展,也可见于放在展厅中央的一系列御用的黄釉升降双龙戏珠纹瓷碟。展品涵盖大部分清朝年号,全为景德镇御窑厂制作。其中较为特别者,是御窑厂毁于太平天国,同治重建后制作的两例,其背面有督陶官堂名监制款。官员得以在御用黄釉五爪龙纹瓷器上落私家款识,或反映晚清皇朝中央集权的衰落。

龙纹的演化揭示了中国历史更替,从中外文化交流到历代民众审美观的变化,甚至是各朝代的统治模式,一一在这些图案中呈现。童博士说:「从龙纹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皇朝的兴衰,也看到中国社会的发展。」他以本地近代艺术家叶因泉绘制的《百子迎春图》作结,表示图轴描绘的舞龙场景「反映了现代社会中,龙信仰的延续」。

叶因泉 (1903-1969)
百子迎春图轴 (局部)
水墨纸本立轴
160 x 81.5厘米
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
叶因泉先生家属惠赠
藏品编号:2008.0448

中大文物馆《甲辰说龙》特别展览,即日起开放至731日,欢迎公众免费入场参观。

文/Chamois C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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