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變龍紋

中大文物館舉辦《甲辰說龍》特別展覽

在世界每個角落,我們都能看到龍的存在。這隻神獸既兇猛又帶點神秘,千百年來為世世代代提供了無限想像空間。龍年將至,中大文物館正舉辦《甲辰說龍》特別展覽,透過五十多件館藏展品,細說龍在中華文化,特別是藝術中的演變與地位。

八千年來,龍的形象遍及中華文化各個層面。「龍」一字於華夏最早的古文字,例如商代甲骨文中已有出現,當時的青銅器、玉石、骨刻等也常見有龍的形象;文物館副研究員童宇博士認為,這印證龍在早期歷史的重要地位。他亦指出,在中國早期文明發源的幾大河流,包括遼河、黃河、長江流域,均有龍的身影。龍往往與水相關,出現在先民的祈雨活動中。而從形象上來說,「龍應該是一種複合的動物,它有蛇的形態,又有鱷魚等特徵,是將不同的動物綜合於一身的一種神話怪獸。」

文物館副研究員童宇博士闡述龍的歷史

雖然中國歷史上很早就確立龍的概念,但其圖案較為飄忽,也趨於抽象。東周開始,中外接觸 —— 包括戰爭、貿易等活動漸趨頻繁,中原與北方遊牧民族有了更多來往,對龍的描繪受到遊牧民族影響,參考野獸特徵,描繪細緻,變得較為寫實。當時龍紋不但時見雙翼,也常顯示出孔武有力,生性兇猛的神態。童博士指向展櫃中一個鎏金龍紋帶鈎,鈎身由雙龍互相纏繞、撕咬,即體現出這種時代風格。他表示,戰國至六朝的帶翼龍,與古希臘的獅鷲有許多共通之處,不少學者認為是歐亞大陸文化交流的結果。

隨後幾個世紀,龍的形象不斷變化。唐代晚期內憂外患,陸上絲綢之路開始凋敝,大眾轉而從身邊動物尋找靈感,龍紋產生了新的變化,包括龍鼻更為圓短,額頭更寬,表情也更為溫和。這些轉變或令其更吸引,更受社會各界歡迎。童博士認為,這種變化或與中古時代社會城市化發展息息相關:「市民階層品味影響到動物紋,比較注重家畜、寵物等特質表現,龍紋也褪去野性,變得更為可愛、怪誕、而富有吉祥寓意。」

元朝開始,朝廷明令禁止皇室以外人士使用龍紋,但實際執行卻十分靈活。童博士指出,當時設計師頗懂變通,可改動一些細節:「譬如可將龍的鹿角,改成一個牛角,並稱其為『斗牛』;又或者是減少爪的數量,稱其為『蟒』,龍的總體形象仍得以保留。」今次展覽的重點展品 —— 乾隆時代景德鎮御窯廠督陶官唐英為自己所製作的墨彩雲龍紋筆筒中題有詩句「擲杖葛陂仙法大,點睛僧壁巧人同」,顯然暗示所繪者為神龍,但只要不繪五爪,便被默認允許。

墨彩雲龍紋筆筒
唐英(1683–1756)製
胡惠春先生惠贈
館藏編號:1987.0026

景德鎮明清時代為御窯廠所在地,專為宮廷燒造瓷器,聞名中外。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在位期間,其製作的龍紋瓷更能體現盛清時代的皇家氣象。其中,康熙應是清代龍紋奠基的一個朝代。童博士說:「康熙年間的龍紋比較世俗化,圓鼻寬額,宛若人面;肢幹時而直繃,與婉轉扭動的軀體形成對比,雄健而有力,與前朝明顯不同。」清朝瓷器的發展,也可見於放在展廳中央的一系列御用的黃釉升降雙龍戲珠紋瓷碟。展品涵蓋大部分清朝年號,全為景德鎮御窯廠製作。其中較為特別者,是御窯廠毀於太平天國,同治重建後製作的兩例,其背面有督陶官堂名監製款。官員得以在御用黃釉五爪龍紋瓷器上落私家款識,或反映晚清皇朝中央集權的衰落。

龍紋的演化揭示了中國歷史更替,從中外文化交流到歷代民眾審美觀的變化,甚至是各朝代的統治模式,一一在這些圖案中呈現。童博士說:「從龍紋的變化我們可以看到皇朝的興衰,也看到中國社會的發展。」他以本地近代藝術家葉因泉繪製的《百子迎春圖》作結,表示圖軸描繪的舞龍場景「反映了現代社會中,龍信仰的延續」。

葉因泉 (1903-1969)
百子迎春圖軸 (局部)
水墨紙本立軸
160 x 81.5厘米
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
葉因泉先生家屬惠贈
藏品編號:2008.0448

中大文物館《甲辰說龍》特別展覽,即日起開放至7月31日,歡迎公眾免費入場參觀。

文/Chamois C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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