撫今追昔
朱慰先追溯香港百年投機歷史，重述香港故事
許多學者進行歷史分析時會參考官方文件，朱慰先教授卻另闢蹊徑，博覽民間書信和大眾媒體的材料，例如報紙副刊和雜誌，從中了解普羅大眾的觀點。
她接受《走進中大》訪問時說：「這些內容豐富的資料，栩栩如生地記錄殖民地時代市民的生活。我對於歷史論述如何通過多重、混合構建敘事，非常感興趣。」
她驚訝地發現，非本地投資者助長香港樓價飈升的趨勢，早在上世紀二十年代初露端倪。當年媒體曾就此問題刊登許多讀者致編輯的信件，其中一封署名為「中國香港人」（Chinese Hongkongite）致函《南華早報》，批評兩類房屋投機者。
撰稿人表示，中國內地移民和歐洲人手握重金來香港置業，他亦慨嘆不應該任由歐洲人獨享有在專屬區域生活的特權。
「在香港出生及長期居住的中國人、葡萄牙人、印度人等，理應獲得與歐洲人相同的保障，以解決租金高昂的問題，」這位撰稿人進一步建議，現行的房屋計劃「應只保留給香港人，或給予香港人首次置業的機會，特別是像我這樣經濟能力一般的在職人士，否則大家將無法擁有自己的房屋」。
城市歷史學家、中大建築學院朱慰先教授在研究香港的都市發展史期間，讀了這封信及好些歷史文獻，深受啟發。她在2022年出版專著《投機城市：英殖香港的城市發展與區隔》(Building Colonial Hong Kong: Speculative Development and Segregation in the City)，追溯香港從1880年代至1930年代的城市規劃發展，分析香港都市投機主義的出現及其對社會差距的影響。
文獻資料顯示，早在上世紀初，香港人已在思考自己的身份認同，並抵制那些被指令房地產投機變本加厲的外來者。「如果你今天看到這段話，你可能不會意識到這是發生在一百年前的事。這種現象非常有趣。」
深究民間歷史文獻
朱教授從香港、英國及其他城市搜羅大量歷史文獻，精挑幾個重要個案深入研究，發現殖民地都市發展的邏輯矛盾：既要促進本土投資，以支持自由放任的房地產市場，同時在殖民地空間秩序的等級體系中，強制執行以種族為基礎的隔離政策。
朱教授的專著榮獲兩項國際權威圖書獎，分別為城市歷史協會2023年度最佳非北美城市歷史圖書獎，以及國際規劃歷史學會2024年度圖書獎。這兩個獎項都是首次頒發給有關香港的書籍，標誌着香港歷史和香港研究的學術追求，達到了歷史性的里程碑。她說：「能夠得到兩個城市歷史和規劃歷史領域頂尖學術機構的認可，我感到非常榮幸。」
高地價：香港的歷史軌跡
1880年代的香港是一個繁忙的殖民地轉口港，有眾多歐洲人居住（主要是英國人），他們住在半山區和太平山頂的豪華宅邸，而大多數華人勞工則如沙丁魚般擠在太平山區擠擁的唐樓。
唐樓是一種中式樓房，由木質結構、青磚牆和斜瓦屋頂組成，是低下階層群眾的典型居所，其典型特徵是背靠背的建築結構，令室內光線暗淡、窒礙通風。儘管出現社會不平等，惡劣的居住環境一直沒有改善，香港仍然吸引了不同階層的寄居者和移民，他們最終都住在這些建築物。為了提高社會地位，他們悉力積累財富，土地和物業投機屬其主要置富的門路。
自19世紀以來，香港殖民政府的大部分收入都來自於高地價政策下的土地出售，這種做法一直延續至今。最大的問題是如何增加收入並減少支出，因為英國政府除了軍事費用外，不負責殖民地的任何財政。
中式唐樓的投機
唐樓與西式住宅「洋樓」形成對比，兩者的區別在於，前者可以細分為多個隔間，而後者只能租給一個家庭，不得轉租。自然而然，大多數富有的房東都想投資唐樓，以獲得更高的租務回報。
朱教授說：「儘管太平山區外觀破舊不堪，但由於能帶來高額收益，它在投資者中非常受歡迎。」雖然唐樓的建造靈感來自廣州的竹樓，但唐樓業主建造了香港版本，以容納更多租戶，從中賺取更多利潤。每棟樓有三至四層，每層容納五到六戶家庭，這種佈局將每個家庭限制在一個小隔間的大小，只有足夠的空間放床，衞生環境惡劣，租戶甚至會在其中飼養家禽。
1894年，太平山爆發鼠疫，擠迫和不衞生的唐樓加劇公眾健康危機。為了改善居住環境，防止疾病傳播，殖民地官員強制規定唐樓必須裝設較大的窗戶，樓高不得超過四層，並禁止背靠背建築。現時除了威靈頓街120號的永和雜貨店等個別例子，背靠背的唐樓已所剩無幾。
關於懷舊和社會公義
朱教授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14歲那年移居加拿大，25歲回港，其後到美國攻讀博士學位。她說：「我對香港有很深的感情，但事實上，我人生一半的時間都不在香港。」
身處加拿大的時候，她開始思考既定的民族、種族和性別概念。她說：「我總覺得自己的文化身份在東西之間，既不純粹是香港人，也不是加拿大人或美國人，反而激發了尋覓身份認同之旅，思索我們如何建構身份，如何詮釋文化遺產。」這些文化反思，促使她以嶄新的視角、以更加客觀的方式分析香港。
作為擁有設計和保育專業知識的城市歷史學家，朱教授研究促進建築環境形成及其對社區影響的社會文化動態，重點關注亞洲。她探索空間設計、表現形式和社會意義創造之間的複雜關係，特別是專業人士和公眾對建築和景觀的理解，如何促進城市發展並塑造集體社會目標。
她對於社會對文物保育的意識存批判的態度，認為大眾太過緬懷過去、將過去浪漫化，反而會妨礙我們反思香港複雜的殖民地歷史。
這位城市歷史學家補充說：「我們不應只歌頌古雅、美麗的唐樓，將這些建築物視為懷舊或旅遊打卡點，卻忘記了一個多世紀前，那裏的居民其實生活得很艱苦，甚至忽視了一百年後，香港仍有許多人住在劏房中的事實。」
對朱教授而言，保育不僅是保存建築物的結構，也是詮釋建築物的故事及其多重社會意義。「建築環境代表着甚麼？那些建築物的歷史意義是甚麼？過去與現在有何延續性與不連續性？能否好好利用這些空間，促進改善社會？」這些問題依舊揮之去不，對當今世代而言，仍然迫在眉睫。
文/劉婉瑜
攝/Keith Hiro
